5月12日上午，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120校庆高端前沿讲座之“ 约束的悖论：文化松紧度与破规行为的研究” 线上顺利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陈晓萍教授讲解有关文化松紧度与破规行为的研究成果。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赵林度教授热情介绍了陈晓萍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吕鸿江教授主持讲座。此次讲座引人关注，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包括我校MBA学员共计千余人与会聆听。
陈晓萍教授首先用正态分布曲线来阐述文化特征，即文化的松紧度可以用标准差来计算，而标准差就是人的价值导向在这个社会里面分布的分散程度和集中程度。如果样本方差大，分布扁平，则说明这个社会文化很宽松，即宽松文化（Loose Cultures）；如果样本方差小，分布陡峭，则说明这个社会文化同质性很强，即严紧文化（Tight Cultures）。
严紧文化具有高社会规范强度和低偏态行为容忍度，宽松文化具有低社会规范强度和高偏态行为容忍度。两者均有两面性，站在中心角度，陈晓萍教授提出了研究问题：破规行为更多是发生在严紧文化中还是宽松文化中？
破规行为指故意违反明确定义的要求社会成员遵守的政策、规矩、和条例的行为。在文化严紧性高的国家里，人们更聚焦于预防，自我约束力更强，冲动行为更少，自我监控水平更高。如果以这个研究结果为导向，破规行为在严紧文化中应该出现的更少，但实际上严紧文化程度高的国家贪污腐败的比例更高，文化宽松度高的国家内在诚实性比例更高。对此，陈教授认为，文化松紧度具有复杂性，并提出文化松紧度的研究应该聚焦于探索严紧和宽松的规范如何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
陈教授指出，一个宽松的社会中也会存在一些相对严紧的场所，而一个严紧的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相对宽松的场所。就此引出来一个概念叫场所强度（Situation Strength），探索人们究竟如何在特定场所进行行动，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松紧度对个体行为发生影响的研究成果。陈教授预测，严紧文化相对于宽松文化而言，更会引起人们对环境因素的高度敏感。
在提出“破规行为更可能在严紧文化中出现”这个研究假设后，陈晓萍教授通过41个国家的档案数据、22个社会的跨文化田野实验、18个国家跨文化实验室实验数据、跨文化样本的实验室实验、员工样本的问卷研究、操纵了场所强度的实验室实验这六个实验，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验证这个假设成立与否。
这六个实验的结果均验证了严紧文化中存在更多的破规行为。陈教授总结了这项研究的两个理论贡献：一是自我控制并非完全由严紧文化因素导致，更受场所强度的影响；二是在严紧文化中的个体对于情景的敏感度和道德弹性是高于在宽松文化中的个体。
最后，陈晓萍教授阐述了这项研究的实践意义。一个组织如果需要员工具有非常统一的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清晰描述这个规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且创造非常强的情景去执行，比如监控和严惩。但上述做法的负面作用非常大，一是人们会养成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于由外因导致的习惯，二是需要建立很强的监控系统和执行体系，对公司乃至社会来说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因此，陈教授认为，要让人们行为更为规范，焦点应该放在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和体系，让人们能够内化规则后面的理念，内心产生对规则的认同。
讲座的互动环节，陈晓萍教授就“实验中的松紧两种文化，这个虚拟变量如何确定”、“除了考虑地域的文化差别，是不是还应考虑代际的文化差异”、“严紧文化和宽松文化本身的那个内在逻辑是否也存在一定悖论”等问题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同学们纷纷表示，参加这样的讲座，增长了知识，拓展了视野，收获良多，受益匪浅。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文字丨王菁菁
